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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“发现”说质疑 ——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》一书在中国
作者:超级管理员 来源: 更新时间:2008-03-14

    于庆东

(黑龙江省档案馆  哈尔滨 150001)

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本

新版《伯力审判》

提要: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》是前苏联5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图书,收录了日本战犯在“伯力审判”中关于发动“细菌战”的供词。新中国建立之初曾进口此书的中文版,199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。然而,一些媒体无视国内公私收藏已逾3千册一事实,2002年以来竞相编发“首次发现”此书的新闻报道,造成相当范围内的认识混乱。本文对“发现”说提出质疑,期望借此中止传媒界的炒作,还事物之本来面目。

关键词:伯力审判  活体解剖  731部队  细菌武器  版本鉴定

 

就在东北三省档案馆“发现”侵华日军“731细菌部队”罪证文书之后,受媒体报道的启发,又有一些类似的发现从我国各地传来。诸如,黑龙江发现了“特别移送”受害人线索;吉林发现了日本细菌部队遗弃的器具。南方某省发现了日军使用的小册子、地图等。这些大多为日军秘密细菌战之遗存,与档案馆发现的日文文书一样,同属战后公开披露的原始罪证,是揭发和控诉战时日本犯有“灭绝人性罪”的有力武器,将这些不为人知的罪证找出来,公诸于众,有助于印证历史,教育民众,是件大好事,可喜可贺。媒体称它们的面世为“发现”似不为过。但是,我们也发现,并非所有上了报纸的罪证“发现”新闻,报道的都是罪证的发现。例如多家媒体对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》(以下简称《伯力审判材料》)一书的报道,将此书藏本的“面世”,统统说成日军罪证在中国的“首次发现”或“惊人发现”,就是典型一例。经过认真地调查和分析,我们不敢苟同媒体的罪证“发现”说,特提出质疑如下。

大凡新闻报道范畴内的“发现级”事物不外有三种类型。一是“史无前例”型,如门捷列夫发现“化学元素周期表”;居里夫人发现“镭”元素。二是“失而复得”型,如保利集团在境外发现“圆明园”建筑装饰“四兽头”;湖南里耶镇古井出土秦竹简文书等。三是“藏未著录”型,如故纸堆里发现名人佚文、画稿;博物馆藏品仓库中发现商周文物等。除此之外,大概就算不上”发现”了,至少算不上新闻意义上的”发现”.。

对比之下,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藏本的“面世”算不算新闻意义上的“发现级”呢?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

第一、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纯属新中国进口图书。该书出版于“伯力审判”后的1950年,由前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印刷发行。当时,新中国已经成立,中苏两国尽管建交时间不长,但两国之间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往来,已经全面展开。现在年龄60岁以上的老知识分子都还记得,解放初期,前苏联为我国第一大图书进口国,今天我国图书馆藏中的许多翻译作品,其俄文原著大多是那时从前苏联进口的。前苏联当局于1949年底完成“伯力审判”,随即向世界公开了本次审判的过程与结果。该书除俄文和中文版外还有英文、日文等多种版本发行于世,当时苏方向我推销该书,以及我国需要进口该书,都在情理之中。估计该书进入中国的时间早不过1950年末,迟不过1956年。有媒体称,在“发现”的一藏本上加盖了售书章,印有“东北书店”的字样。这说明,此书不是经由海关零星流入我国的,必是由国家经贸部门组织购入的大宗进口书籍之一。目前、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承担我国图书进出口业务,其前身是中国国际书店,因此,《前日本陆军被控案审判材料》一书,有可能是中国国际书店组织进口,再通过国营书店网络,销售到国内各地的。文革以前我国进口的前苏联图书种类繁多,数以千万种、册。距今既不隔“朝”亦非换代,谈何“发现”之有?

第二、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在中国有广泛收藏。到目前为止,对此书的个人收藏“发现”,媒体共披露了7桩,计有:

2002年5月20日中新社吉林分社报道的吉林市大红本;

2002年6月13日《新消息报》报道的宁夏石嘴山市魏氏原购本;

2002年8月22日新华网报道的河南新乡县张氏藏本;

2003年3月19日《无锡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报道的无锡惠山区藏本(成都转让);

2003年10月报道的襄阳县档案馆藏李氏捐赠本;

2004年3月2日中新网转载《时代商报》报道的本溪满族自治县付氏藏本;

2004年6月16日“新华网” 报道的山东省沂南县张氏藏本;

据宁夏本收藏人透露,50年代我国的县级新华书店曾公开发售过此书,至少在辽宁省是如此。如此说无误,就排除了此书内部发行的可能。另外,还表明此书当年的发售量相当可观。如果以每一书店售出2—5册计,当时我国30省2000多个市县,其总发售量达到3000-10000册并非不可能。还记得1961年暑期,笔者在黑龙江某县城读小学5年级时,去城郊一同学家聚会,就曾在他家的杂品箱里翻检到此书,由于书中所录战犯罪行惨绝人寰,闻所未闻,所以事过40年仍不敢忘却。据此可以判断,此书的民间收藏远不止以上7册,今后还会有更多藏本公诸于世。

事实上,此书存世最多的还在公共收藏部分,从理论上讲,凡是1950年既已存在的图书馆、图书室、资料室,都有可能收藏此书。诸如县级以上图书馆;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的图书馆、室;县、团级以上党政军机关的资料室等。据笔者所知,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收藏有此书,而且不止一本。保守估计,我国存世的公共收藏本不会少于百册。众所周知,当国家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共收藏时,再称任何与之相同的民间藏本为“珍本”或“孤本”显然不合适。当然,公开这样的民间收藏,也就不能算作新闻发现了。

第三、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重印在前,“发现”在后。据笔者所知,早在形形色色的“发现”问世之前,我国就已经有了此书的重印本。重印本书名《伯力审判—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》;全书38万字、493页,1997年1月由“吉林人民出版社”出版。书号ISBN 7-206-02617,印数1—3,100册。在“出版说明”和“内容提要”栏中,编者明确指出:“本书根据前苏联1950年外国文书籍出版局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》重印”。------“本书是首次在我国正式出版。------这是一本保持原有风貌的‘历史审判材料’”。新书在东北三省的书市上留存时间很长,笔者案上的一本就购于1999年底,哈尔滨市路边的书摊上。这一时间比国内媒体对第一例原版书的“发现”报道早了两年半,比最近一例“发现”报道早了差不多4年整。很显然,在“供词”再度公开出版许多年,全国新增3100位此书收藏者的情况下,新闻媒体还在接连报道各地收藏“供词”的“惊人发现”,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,不能不说这是我国传媒界一起罕见的“低级”失误。

综上所述,不难看出我国媒体已披露的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,一不属于破天荒披露的首藏本;二不是劫后失而复得的“珍、孤本”;三不是遭前人尘封,再被今人识破的“埋没本”。而是一本由新中国进口,被新中国收藏,在新中国重印了的现代版书籍。因此,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理由将这样一本书的收藏,报道为新中国境内的“重大发现”、“惊人发现”乃至于“首次发现”。调查表明,媒体围绕此书所作的“发现”新闻报道,严重失实,是非常错误的。

既然一则报道失误的新闻,能够传播几年无人纠正,且牵连到7省多家知名媒体。人们不禁要问,我们的媒体怎么了?我们的舆论监管、我们的学术界又------?其实,这个问题不难回答,答案就在那些失误的报道之中。某新闻社吉林分社地处省会长春市,附近就有省社科院、吉林大学两大学术机构,向来以研究日本侵华史和“满州国”史而见长,那里的专家不会不知道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中文版及其重印本。想必是该新闻社的采编当事人自己不懂,又疏于向史学大家求教,就想当然地投身到了收藏界,仅凭收藏协会某会员:“这本书很少见”,有“价值”,有“意义”的鉴定,就编发出“发现”《伯力审判材料》的新闻,首开全国对此书“发现”报道之先河。可见问题出在新闻从业人员的“无知”与“轻率”上。恐怕与“老新闻”过多离岗,有关方面对新闻工作人员录用、选任监管不利,专业干部“高职低能”现象有关。

还必须承认,几家媒体依赖的“专家”也有问题,是他们误导了新闻采编人员。如河南某大学历史系一副教授误导了新华网,称此书:“是首次发现的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原始材料”;襄樊市某档案馆负责人则误导了南方网,称:“这是全国首次发现详实记载有关日军准备和使用生化武器的文本”;是未具名的“有关专家”误导了《无锡日报》,指出:“该书在国内还很罕见,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馆藏价值”------。实际上,他们都不是研究“审判日本细菌战犯”方面的专家,他们之所以肯亮相媒体。大概出于三方面原因,第一、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义愤。第二、不了解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在中国的发行与重印。第三、不得不说的“高职低能”因素。

事到如今。学术界中的资深学者还没有人出面评价“发现”说。那么,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赞同了“发现”说呢?其实不然。学术界中的资深学者大多六旬开外,他们之中凡是了解“伯力审判”的人,则无一不知道情报的最终来源是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。即便数十年后再见到此书,他们也绝不会感到惊讶。面对“发现”说他们之所以缄默不语,大概嫌“发现”说错得过于浅白,不屑于与之理论罢了。

追讨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责是一项特殊的政治斗争,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群“残害人类又不肯认账的”日本右翼,同时还有受法西斯毒化教育多年的广大日本民众。因此,我们的控诉与宣传必须做到证据确凿、万无一失。任何与事实有出入的宣传非但不能打击日本右翼,伸张我民族大义。反倒会授人以柄,陷我于被动。

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,侵华日军在我国悍然发动细菌战,不只对中国犯有灭绝人性罪 ,而且也是对整个人类道义的挑战 。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的主要受害国,有责任全面、彻底地揭露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,把战时日本军政当局推上审判台,以维护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尊严。由于历史的原因,中国政府未能完整地承担起这一责任,由前苏联单方面对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。但是,新中国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。建国后,我们曾经适时地进口、发售和重印《伯力审判材料》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。“发现”说无视这样一些史实,表面看来似乎在警醒世人,勿忘国耻。 而实际上却抹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,我国官方和民间为追讨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所作的努力,政治上有害无益。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“发现”说合该休矣!

 

参考文献:

[1] 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》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 1950年出版发行

[2] 《伯力审判—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》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第一版

[3]  张莲 “辽宁发现731部队受审记录 其描绘让人毛骨悚然”《时代商报》2004.3.2

[4]  宁秀英 “吉林发现前苏联审判“731”部队罪行材料”《中新网》2002.5.20

[5] “宁夏发现日军731部队研制细菌武器罪行材料” 《华商图片网》2004.7.13

[6]  樊国生 “山东发现前苏联出版的日军细菌战最新史料” 《新华网》2003.6.24

[7]  冯金涛 陆兴鹤 “无锡发现侵华日军使用鼠疫等细菌武器铁证” 《扬子晚报》

2003.3.19

[8]  程红根 董传军“原始材料披露侵华日军细菌部队进行活人实验事实”《新华网》2002.8.22

[9] “湖北惊现日利用活体试验“炭疽热”罪证”《全国青少年读书网》2003.11.9

[10] 《Materials on the Trial of Former Servicemen of the Japanese Arm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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